清水寺
本來很不想去清水寺。行前因為讀到以下的文字而改變心意:
『成就院』是清水寺的塔頭…『成就院』昔日住持月照上人(1813-1858)的行跡,曾經感動過中國清代末年的革命志士,並進而影響民初的佛教〔改革〕運動。
當年月照上人和西鄉隆盛等投身「尊王攘夷」而遭「幕府」到處追捕…兩人在前無去路、後有追兵下,躍入錦江灣中,月照不幸罹難;西鄉則被救起,後來成為明治維新的重要功臣…。這件可歌可泣的事件感動了譚嗣同…「戊戌政變」之後,譚嗣同從容就義,臨別前,譚以「程嬰杵臼、月照西鄉,吾與足下分任之」鼓勵梁啟超,並留下「我願將身化明月,照君車馬度關河」的詩句以明悲願,令梁啟超激動不已。
後來太虛大師在西方寺和華山法師辯論,又讀到譚嗣同的《仁學》、梁啟超的《新民說》,大為動容,一改先前的「超俗入真」,轉為「迴真向俗」。
…日後大師到日本參訪諸寺,還到過清水寺兩次,他應該記得月照上人與譚嗣同的舊事吧。」[4]
真是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。高中時代就讀過「程嬰、杵臼,月照、西鄉,吾與足下分任之」,多年來卻一直以為是「月照西鄉」﹙月亮照在西邊的故鄉﹚,不知道原來這指涉的是兩位日本重要人士。當年太虛大師在西方寺閱《大般若經》,得到開悟的境界;又遇華山法師,受到了新思潮的啟發,「對于譚嗣同的《仁學》,尤極為欽佩」從此「生起了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國救民的悲願心。」因為虛大師的這一發心,漢傳佛教從此展開嶄新的一頁,這真是大時代風雲際會的殊勝因緣 ! [5]
因為上溯太虛大師與諸位先賢的歷史淵源(太虛大師→華山法師→譚嗣同→清水寺月照上人),清水寺才有了參訪的意義與價值。在觀光人潮中,如果不是這段歷史,走在清水坂上擁擠吵雜的人群中,厭離心的驅使,可能令我走不到那「清水舞台」前。不禁追想:當年虛大師二度來此時,大概心中也存著對月照上人(及譚嗣同)的懷念,才會來到這一神社、佛寺並存的香火道場吧 。[6]
由清水坂轉入附近小巷,京味十足的小店舖與庭園,確也頗為雅致(傍晚遊人較少)。走進「松榮堂香舖」看香道用具,一套,含尖、扁鑷子、押板、雲母片,要四千多日幣,令我好生躊躇…(東西雖不錯,但實用性似乎不高,因為香道的主角--沉香木、伽楠木,過度奢侈、又不太環保…)正猶豫時,親切的店員走過來招呼,只是兩位店員都聽不懂我的英語(或許是我口齒不清也不一定),比手畫腳之餘,見贈一本香氣十足的《目錄》,介紹說可以到他們設在烏丸通的總店看看。
長叡法師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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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4] 秦就,《禪味京都》p.71-73。文字經筆者剪裁。
[5]《太虛大師全書 第十三編 真現實論宗用論》p.348「…遇到了一位華山法師…當時與他辯論了十幾天…覺他頗有道理,對于譚嗣同的《仁學》,尤極為欽佩。由此轉變生起了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國救民的悲願心。」
另見《太虛大師全書 第十九編 文叢》p.190-191「當我正在禪悅為食、法喜充溢的時候,乃有溫州僧華山…翩然暫來…。〔華山法師〕每向我力陳世界和中國大勢所趨,佛教亦非速改革流弊、振興僧學不為功。我乍聞其說,甚不以為然…好奇心驟發…借觀各種新學書籍。就其所攜者,有康有為《大同書》,梁啟超《新民說》,章炳麟《告佛弟子書》,嚴復譯《天演論》,譚嗣同《仁學》…讀後,於譚嗣同《仁學》尤愛不忍釋手,陡然激發以佛學入世救世的弘願熱心,勢將不復能自遏,遂急轉直下的改趨迴真向俗的途徑…。」
[6]秦就,《禪味京都》p.74:「佛教在日本弘揚後,神道教開始處在附庸地位,到了平安朝末期,開始盛行『本地垂跡』說。也就是將日本固有神道教諸神,看作是佛菩薩的垂跡…表示是佛菩薩的隨機應化,於是逐漸形成神社和佛寺同時存在的情況。」其實,在這種帶有副作用的方便說法中,到底是神道諸神被垂跡,還是佛菩薩被反「應化」,只有天曉得了!